基因组|林需需：新一代人工智能物种论与刑事风险分配( 六 )

报应刑论的优点在于将行为人的责任与刑罚相联系，为责任主义和罪刑均衡提供基础；但报应刑存在问题，第一，报应刑论存在沦为必罚主义的可能；第二，报应刑论以行为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责任作为理论根基，但自由意思在科学上还无法证明；第三，现代国家的任务任务在于保护国民利益、增进社会福祉而不在于实现正义；目的刑论的优点在于着眼于刑罚的犯罪预防效果，为合理探讨刑罚提供了基础，但该说也存在问题，第一，特别预防重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一旦与犯罪论相结合会导致刑法主观化，扩大处罚范围；第二，一般预防理论可能导致刑罚越来越重，超越行为人的责任；第三，一般预防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为防止国民犯罪而对个人施加刑罚的不正当性。报应与预防等刑罚目的均有其缺陷，折中各种理论的综合理论成为德国通说，该说用责任作为一般预防处罚范围的限制，认为刑罚应以符合罪责的公正报应为基础，并在此前提下兼顾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需求，不可因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的考量，科处超越行为人罪责的刑罚。英国法哲学家对综合理论进行了阐述，他首先区分作为国家制度的刑罚制度的正当化（宏观层面的正当化）和特定的个人处罚的正当化（微观的正当化）；在此基础上采纳一般预防论来说明刑罚制度的正当化，采纳报应刑论来说明处罚的正当性。人工智能体刑罚研究以其具备自由意志为前提，不论报应理论、预防理论还是综合理论都能够适用于人工智能体。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罚能够实现刑罚目的。
最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罚缺乏社会意义。现代民主国家，刑法的任务主要有三：一，维护社会秩序；二，预防犯罪；三，保护法益与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伦理价值。刑法目的实现仰赖刑罚的运用，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罚可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与预防犯罪作用。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工智能体能够认知刑罚意义，并基于趋利避害的功利选择而不实施犯罪行为。从心理强制说观点思想出发，刑罚的设置应当符合人工智能体特征，使其产生非法反对动机，因而有学者提出可用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三种方式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罚。将人工智能体视为新的物种，肯定其犯罪主体地位，并设置相应刑罚预防其犯罪，看似严密的论证仍然让人产生不安。其实，以人类为中心理念下对人工智能体施加刑罚并无充足社会意义。人类中心主义目的在于求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核心观点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认为人天生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由于大自然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而人能利用大自然，因而所有动物都是大自然为人类所创造的。人类中心主义具备三层含义，第一，作为观念形态的人类中心，认为人类居于世界中心，自然以及外部条件居于从属位置；第二，价值取向上的人类中心，秉持人与自然处于相互对立的价值尺度，主张这种对立是单向的、线性的目的论；第三，实践领域的人类中心，宣扬工具理性，将人类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自然是被征服和控制的。
自康德最早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确立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根基后，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被广泛讨论并最终确立下来。人类中心主义视阈下人以外的事物是作为材料或工具为服务于人类而存在，人工智能体毫无例外充当的也是一种工具。但赋予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对人工智能体实施伤害他人等犯罪行为的，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或生命的减损（有时仅是重生）来作为交换，实际上肯认了人工智能体的主体地位，这与人类始终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冲突。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思考模式，决定人工智能体成为刑事责任主体承担刑罚缺乏社会意义。与此相适应的是，犯罪行为要求具备社会意义。人类是社会内的存在，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若将行为理解为其交流手段的话，就必然要肯定行为的社会意义，换句话说，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必须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把握行为社会意义有必要考量行为发动的行为意义。人工智能体基于程序实施行为，更多发挥的是一种工具价值，而非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