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林需需：新一代人工智能物种论与刑事风险分配( 三 )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1950年那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计算机与智能”的结尾处所说：“我们只能看到当下，但看见的这些就足够我们忙活的了。”尽管人工智能拥有自由意志需要多长时间还未可知，但其具有的严重危害性令人类不得不重视，这与预防性刑法观的理念相通。刑法学研究是规范研究，与犯罪学以现实为依据不同，事物具备现实可能性也可以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对象。从理论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体的法律属性至关重要。
二、模型创设：具备物种属性能作为犯罪主体
讨论新一代人工智能体的法律地位，方法论上便捷的方法是分类式划分。若新一代人工智能体能划入现有法律主体范围中，依据同类事物的相似属性就便于开展法律研究。法学界主张人工智能体能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学说主要有代理人说、电子人格说、有限人格说及人格拟制说。这些观点形式上肯定人工智能体的法律主体地位，实质上仍然坚持仅自然人能成为法律主体。法律上承认单位（法人）法律主体资格主要是出于便利交易及简化其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并且法人背后还是生物人。历史上法律主体呈现出多种形态，大致包括人、超自然人、动物、无生命物等。后来无生命体逐渐从法律主体资格行列中除去，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本质上也是为便于处理背后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现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具备生命体且具备认识和意识是作为法律主体的最低标准，即法律主体必须属于物种。换句话说，若人工智能体符合物种的特征，就有可能肯定人工智能体的法律资格。
将人工智能体视作新物种的观点并非笔者首创。2016年AlphaGo对李世石胜利的讨论中，焦点即是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物种在智能上全面超越人类，畅销书《未来简史》的作者还将该潜在物种命名为“神人”，“神人”就是超级智能的主体。关于人工智能的本质“算法”中一直存在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从生物学里找计算的模型，学术上大致有两条传承的脉络：一条是麦卡洛克和皮茨的神经网络，演化到今天成了深度学习；另一条是冯诺伊曼的细胞自动机，历经遗传算法、遗传编程，其中一条支线演变成了今天的强化学习。后者提出，进化也遗传是种群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可以此为模型。此外，生物进化论也与刑法有过交集，例如犯罪人类学家龙勃罗梭着重论述了天生犯罪人的遗传因素。综上，在法学中引进生物学，如进化论的观点并不突兀。问题随即转化为人工智能体是否符合新物种特征，该问题需要借助物种起源及进化论进行分析论证。
首先，人工智能体生产过程符合“进化论”中适者生存选择机制。
关于进化论最广为人知的术语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该术语完美地阐述了自然选择的内涵。受遗传特征影响，生物体具有保持亲代性状的基本特性，但受环境、变异等因素影响，自然条件下生物会产生个体差异，其中显著的差异在生物学上称之为变异，自然选择的方式是对有利于生物个体生存的变异的保存和对有害变异的毁灭；那些既无益也无害的变异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但物种进化的路径并不仅限于自然选择，人工选择也是重要的方式，人工选择将适合于人类发展、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有利变异保存下来。人工选择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农学家将高产的、生命力强壮的植物以及动物通过选择的方式逐渐固定下来，通过一代代的培育生产出能够服务于人类生存的家养动植物。以上述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特点分析，人工智能的生产路径更符合人工选择的进化过程。现有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沿着更好服务人类的轨迹展开的。过去的机器旨在节省人的体力，现在的机器开始代替人的智力。就进化方式而言，人通过两性繁殖实现进化，人工智能体进化速度服从摩尔定律———每18个月性能提升一倍，人工智能产品逐渐的智能化，服务人类的能力逐渐在增强；足见人工智能体具备进化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