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林需需：新一代人工智能物种论与刑事风险分配

林需需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聚合反应结果的不可预测及脱离人类主体控制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两大风险。刑法为弥合技术福利与风险二元矛盾提供了平衡视角。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症结在于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认定，学界将强人工智能等同于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工智能进而肯定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论证逻辑，混淆了技术与刑法角度概念面向上的差异，前者以智能化程度为标准，后者着重考量意志自由程度。应将“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研究对象，其进化过程符合适者生存选择机制、程序编程原理与物种表达模式相同，具备新物种的特性。将物种作为讨论平台贯通了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间的鸿沟。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施加刑罚无社会意义，但赋予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可让其合理分担责任，避免背后自然人承担过度责任，阻碍科技发展。人工智能不具备自由意志时，主要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具备自由意志时，人工智能与自然人成立共同犯罪。
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等问题。明确将“涉人工智能法律体系”作为新的理论研究点。此后，法学界围绕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硕果累累，刑法学者也不甘示弱，产出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既有研究存在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对象出现偏差，脱离规划中新一代人工智能，而大谈特谈强、弱人工智能；第二，混淆刑法概念与技术概念，将强人工智能等同于具备自由意志的人工智能；第三，欠缺对人工智能体适用刑罚意义的讨论，使得风险分配未兼顾现实意义，分配不适当；第四，缺乏具体刑法制度的设计，学者痴迷于理论讨论而忽视具体风险分配规则的构建。以上问题悬而未决，势必阻碍我国人工智能法律法规的形成和完善进程，不利于人工智能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鉴于此，笔者结合学界研究成果、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性规范及刑法基础理论，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分配进行系统性阐释，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参考。
一、对象匡正：技术赋能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规划中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新一代”，而非传统人工智能。科技刑法的重心在于合理划分技术变革带来的刑事风险，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明确新技术风险。从目的论思考，刑法理论上人工智能研究的对象应重新加以界定。
刑法学者就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提出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将人工智能分为弱、初级、中级和高级四个阶段；其中，弱人工智能是辅助人类完成任务；初级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生成新的算法，能自主地完成任务，不是简单辅助人类而是可以在某一领域完全替代人类的专才；中级人工智能是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多才；高级人工智能是在通用领域均超越人类的通才；强人工智能需要其获得自我意识、有真正的情感和理解力、道德感和自由意识。第二种观点将人工智能分为普通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普通机器人和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机器人是否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的区分标准在于机器人是否能够在自我意识与意志的支配下，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实施行为。
上述将“自我意识与意志”作为强人工智能的独有特点区别于其他阶段的观点是刑法学者力图统一刑法话语与技术话语的努力。但科技刑法的研究对象是科技产品，因而论证产品技术特点在刑法上的意义应以技术特征为依据。科技领域强、弱人工智能的划分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认为强人工智能具有与人类相当或者超过人类智能的智力水平，因而能够像人那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任何社交场合和人类进行交流互动；弱人工智能只能在电脑中创造出人类智能的某些方面，例如谷歌搜索引擎、全球定位系统（GPS）、电子游戏等。第二种观点认为强人工智能指机器会全面达到人的智能，强人工智能有时也会和“通用人工智能”同义；而弱人工智能是说机器会在某些方面达到人的智能——AlphaGo就是弱人工智能的代表。可见，科技界的定义主要是从人工智能的工具、功能角度进行的分类，而非其是否具有人的属性。刑法学者径行将强人工智能等同于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人工智能的观点存在随意性，暴露出对研究对象界定的错误，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基于技术发展阶段下的人工智能的刑法规范属性，即人工智能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状况，这主要是一种实证判断，对象是以技术发展为依托的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