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薪|工会运动失败后，亚马逊工人期望怎样的改革？

编者按：虽然亚马逊仓储工人试图在阿拉巴马州贝瑟默市建立工会的尝试遭遇了失败，但是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而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疫情中，亚马逊没有保护工人的健康或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反而通过种族歧视、报复性解雇等方式来“瓦解”工会和工人组织。面对亚马逊的“制裁”，来自各国的工人们能否在未来进一步团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实现对亚马逊的改革？这将成为员工们日后斗争的关键。本文作者Nantina Vgontzas是AI Now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文中略有删减。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塑造自己的进步形象，尤其是在时任参议员的桑德斯推出《停止贝佐斯法案（Stop BEZOS Act）》让大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和税收之后，亚马逊在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然而，这一次，亚马逊的努力公关“痛苦”的失败了，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讽刺，进一步加强了亚马逊虐待劳工的形象，甚至迫使亚马逊承认其员工在瓶子里小便，并患有肌肉骨骼疾病。亚马逊在“加倍努力”、“发布道歉”、“提出更多涉及算法微观管理”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之间摇摆，该公司似乎在处理合法性危机中迷失了方向。
对于我们这些在大流行期间与亚马逊工人一起建立组织的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它开始于病毒传播的初期，当时工人们对公司“保护他们和公众”的想法提出质疑，随着管理层开始惩罚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社区的组织者后，危机也随之加深。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近四十名亚马逊工人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诉讼，称他们因在此期间组织活动而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惩罚。针对其中的几个案件已经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随着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地开庭审理，以及一连串对贝瑟默关于组织方法和法律改革辩论的事后分析，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工人们是如何在揭露了亚马逊的真相的同时，还将工会化的目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愿景（即从根本上重塑亚马逊）之中。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正是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一年的危机中形成这些联盟的故事，指明了通往更公正的未来的道路。
新冠病毒在过去一年间，在一百多个国家间传播，夺走了十万多条生命。在一片混乱中，亚马逊夺得了英雄的桂冠。随着亚马逊不受控制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这家电商巨头将其品牌核心价值：“便利”重新定位为一种人道主义叙事，即“（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将必需品直接送到需要它们的人的家门口”。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几十年前设想的“万能商店”，现在已经变成了“必需品商店”。
在一个严格保密的行业中，公众不得不相信公司的话。高管们不会透露他们如何决定哪些“订单”是必要的，国家也不会强迫他们这样做。唯一有可能了解情况的人：工人，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并被网络所有者为防止操作员之间的“知识转移”而设立的壁垒所分隔。技术人员负责管理服务器，物流工人负责运送订单，但除了管理层之外，没有人可以访问这些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