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三百万医代溃逃：一场持续二十年的黑色交易( 二 )

这些仿制药、中成药相对进口药来说，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作为背书，因此天然缺乏竞争力。这些药想要进入市场，在审批环节，就需要一些“暗箱操作”。
举个例子，2004年，药监局受理审批了10009种“新药”，是同年美国药监局的近6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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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庭审现场
更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当时在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三年后因严重腐败被判处死刑。
通过贿赂，这些种类众多而功效同质化严重的药品审批成功、流入市场，如何抢占临床份额，打开销路，就成了考验医药代表们“智慧”的时刻。
“带金销售”就此出现。
“带金”，即按照每支／盒药给予处方医生及分管医生一定金额的现金回扣作为报酬。说白了，这些药想进入临床给患者使用，给回扣是必经之路。
“反正这些药疗效都差不了太多，谁给出的利润空间大，谁就进市场。”王兴反复说到一句话：“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二十年行贿史追溯过去三十年医代在中国野蛮生长的历史，便会看见：失序的药品竞争、混乱的市场格局共同导致了医代的“变味”。
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在这一时期，医药代表往往科班出身，专业水平过硬，也最接近医代们“学术推广”的职业本质。
在那个缺医少药和信息匮乏的年代，医药代表们带着外国研发的“新药”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是医生了解医学前沿的宝贵渠道。
王兴的前辈——陶伟光，算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药代。
90年代，陶伟光的年薪已经轻轻松松到达万元以上。鲜明的对比是，下海前的陶伟光是西安一所211高校医学院的辅导员，那时他的年薪只有480元。
药代的鼎盛时代，也是医疗资源和信息双重匮乏的年代。
在药品需求端，当时医院日常可使用的药品仅有500余种，医生们获取国际最新医学进展的渠道也十分有限。而受聘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医药代表能接触到一手科研资料，熟悉各类西式药品，几乎是学术前沿的化身。
回到药品生产端，本土药厂制造工艺水平有限，更无力研发新药，大都生产加工中药、抗生素或仿制专利到期的外国原研药，产出过剩且高度同质化。
在此背景下，手握先进信息和资源的医药代表们，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陶伟光所属的西安杨森甚至成为医代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医代们。
1992年，前所未有的开放使得市场迅速扩张，无序竞争从这时埋下伏笔。全国各地卷起承包老药厂、开办新药厂的风潮，外资药企同时涌入，这也是中国药品史上权力寻租最疯狂的时期。
因受贿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在1994年出任国家药品审批与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他在任期间，太多同质化的“新药”凭借行贿拿利润顺利通过审批。这些“劣币”想进入市场，旁门左道反而成了主流道路。
也是在那段时间，很多医药代表开始涉入药品生产端，他们借助“关系”，从药监局申请批文，随后找代工厂生产，使药品以更低的价格流入市场。
把片剂换成胶囊，或者简单调整成分配比，就能“创造”一种新药，而谁有本事把这药卖进医院，便能财源广进。
对这些药物来说，靠学术推广无异于痴人说梦。相较之下，“比谁给的钱多”是更直接的打法。
2000年前后，“带金销售”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医药代表开始沦为纯销售职业。
甚至在这些国产药流向临床的过程中，不止一层代理商或者经销商都会从中捞一笔——药品生产成本极低，但医院的售价却大幅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