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催生了新的传播格局和传播体系|科学推进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建设( 四 )

中国传播学的现有理论和知识体系，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我们需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检验、评价、改进、整合，在批判和借鉴域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和学术体系构建。
一方面，加强传播学基础概念的测量研究。在批判借鉴西方传播学研究过程中，对于一些基础性的概念，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界定和测量。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的科学研究取向，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绝大多数研究的概念测量，直接采用国外学者的测量方法，或者仅在语言和措辞上做一定修改。概念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概括，社会现实不同，对应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就会存在差异。完全借用西方的测量方法，有可能影响概念的有效测量，进而影响理论创新。因此，传播学概念的测量研究，特别是基础概念的测量研究，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在探讨“媒介可信度”时，须具备宏观的学术视野，将其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中予以全面考察。具体研究中国“媒介可信度”时，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框架以及媒介环境中进行分析，洞悉它的深层机理和内在根源。
早前，个别学者对一些传播概念进行过界定和测量，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中国的概念体系，而对于这些概念相关的其他复杂性概念，也需要进行深入测量，才能更加系统性地确立起概念体系。从国际研究来看，一部分学者完成关于概念的测量研究，一部分学者研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对于一些基础性的概念，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界定和测量。
另一方面，重视中国场域的传播作用机制研究。现有基于中国现实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借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这类研究数量颇多。二是对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验证研究，这类研究实质上是考察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可能对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改进。这两类研究都难以产生新知识，也难以推动理论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较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展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机制研究。不同环境和语言文化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概念如何作用于概念”这一研究议题，不同情境中所得出的结论会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在中国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理论建构与检验。而且，建立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容易的，但是验证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合理性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基于中国现实的传播作用机制研究，是深化、创新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以“议程设置”研究为例，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中国已经得到不少研究的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议程设置效果为什么会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这并非验证性研究能够回答的，涉及的是传播作用机制问题。遗憾的是，传播作用机制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传播作用机制研究，屈指可数。
验证性研究回答的是传播效果“是否发生”的问题，作用机制研究回答的是传播效果“为什么发生”的问题。未来，基于中国现实的传播作用机制研究，应包含两种研究方向：中介与调节机制、因果效应机制。前者主要讨论媒介对人和社会的间接效果与选择性效果，后者主要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媒介能够对受众产生因果效应。显然，掌握中国传播作用机制，才是中国传播学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动力和底气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