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催生了新的传播格局和传播体系|科学推进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建设( 二 )

第三，新形势下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亟待展开。对于受众和效果研究，从传播学引入开始，已被中国学者重视，但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定性和定量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也是受众和效果研究的重要路径。主流的受众和效果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传统的定量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方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进行较为有限的受众和效果研究，即收集一定量的结构化数据，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数量大幅提升，小样本数据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信息环境的需求，社交媒体产生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对于这类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已成为当下受众与效果研究的重点。
从对已有传播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发现，中国传播学中关于受众和效果研究的方法薄弱，规范性不足，甚至阻碍学科发展。具体而言，研究方法薄弱造成了学科内部难以形成深入持久的学术对话，导致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同西方传播学学科之间存在学术对话障碍。中国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在数量上偏少，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整体梳理和系统检验，研究方法上多为模仿借鉴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缺乏整体反思和批判精神。当代传播学学科已初步完成了构建其学科合法性、独立性的过程，但是对其研究方法的使用亟待提升。
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新技术、新媒介的变化是否带来人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因此，不大力开展受众与传播效果的科学研究，中国传播学将无法回应媒介融合等重大问题的现实需求和理论需求，也难以从传播学的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难以提升传播学学科的学术水平，也就难以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体系。

注重研究的科学性
非科学研究的不可证伪性、非累积性阻碍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中国传播学亟须加强概念的测量研究并注重研究的科学性。
【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催生了新的传播格局和传播体系|科学推进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建设】第一，科学构建传播学知识体系。从学科发展历史角度来说，科学研究对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是“魔弹论”的盛行时期。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是基于施拉姆“宣传具有‘魔弹’的效果”的论调。但实际上， “魔弹论”建立在有限的证据上，是对媒介现象的有限归纳。 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为首的传播学者，开创了测量传播效果的方法，即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法，最终得出了与“魔弹论”相反的实验结果。
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构建的。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传播学的科学理论，也就没有传播学知识体系。科学研究的核心作用，是能够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进而构建知识体系。没有科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不会呈现出相对确定的知识，难以构建出具有明确边界的学术领域，也就无法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科学研究对于整个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是重要的维度之一，理论和方法需紧密结合。
第二，非科学研究的不可证伪性、非累积性阻碍中国传播学发展。就国内传播学研究而言，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当下中国传播学研究以批判研究、诠释研究为主，作为国际传播学主流范式的实证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一定比例的非科学研究，对丰富关于传播的理解是有益的，然而，过高比例的非科学研究，正严重阻碍着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乃至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