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I荆棘之路，从荒蛮到繁荣( 二 )

到了1989年，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的重要标志是，在基于规则的技术中引入了语料库方法，其中包括统计方法，基于实例的方法，在语料库中训练出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组件词表。事实上，装载这些平行语言数据的第一个语料库，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布朗美国英语语料库。所以很多时候，奇点的出现是各种技术条件涌现融合的结果。
2003年一位德国科学家奥赫，在美国一次机器翻译评比中获得了最好的成绩，他使用统计方法从双语自动地获取语言知识，建立了统计机器翻译的规则，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构造了阿拉伯语与汉语到英语的若干个翻译系统。
伟大的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移动地球。”而奥赫说：“只要给我充分的并行语言数据，那么对于任何的两种语言，我就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给你构造出一个机器翻译系统。”
这种建基于大规模文本处理基础上的机器翻译，是机器翻译研究史上的一场革命，将自然语言处理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也是这一年开始，人们开始看到了机器翻译的曙光。过去三十年间，这颗自然语言处理的种子已经长成了硕果累累的科学之树。
人工智能研究真正取得突破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中国思想大解放的八十年代，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也终于摇摇晃晃迈出了蹒跚的步履。
1978年，随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提出，中国人工智能也在酝酿着进一步的解冻。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提出的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几何定理机器证明，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就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钱学森开始主张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后，自1980 年起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现代科技，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学科领域。这些人工智能“海归”专家，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的学术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人工智能学报》创刊，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人工智能及其应用》著作，学界的人工智能研究开始陆续启动。
同时，国内少数高校也开始开设各种人工智能类课程。经过推广与提高，30年前的人工智能星星之火如今已形成燎原之势，数以百计的高校开设了各种层次的人工智能课程。
甚至有些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已经开始斩获国际奖项，1990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获得ICL欧洲人工智能奖。张钹现在已经任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这只是中国成为国际AI顶会奖项收割机的开篇。
三、2010年至今：显山露水的白银时代2000年国际AI顶会ACL年会在中国香港举办时，只有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论文来自中国大陆，到了2005年，来自大陆的论文也只有三篇。
直到2010年，百度引入国际著名人工智能专家王海峰，同年，王海峰一篇论文被 ACL 录用。2013 年，王海峰出任ACL五十年来首位华人主席，并且促成了2015年ACL会议在中国举办。
今年ACL的年会主席是来自中国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宗成庆，程序主席也有两位华人科学家。
华人再一次担任此重要职务，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过去十年里，随着中国生产、消费、社会运作的全面数字化与智能化，数据增长、算法革新、算力提升，让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
与此同时，华人科学家也从在NLP领域默默无闻，到顶会投稿量全球第一，论文质量也取得了质的飞跃，俨然成为了顶会论文收割机与AI基础研究领域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