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制造业外迁潮背后的时代机遇

在国家发展的浪潮中，东北曾是一艘领航的船。至少在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东北这两个字，几乎汇聚了中国整个传统工业时代的一切荣光。而如果将这份荣光具象化，许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纪录片里热火朝天的各类工厂。后来这艘领航的船变成了深圳，再后来变成了互联网。而中国消费互联网时代的一切荣光，又在近年来被具象化为618、双十一，万亿市值，和直播带货里的“OMG”。从198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辉煌的北方重工业城市是失落的。万青乐队有首歌，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80年代生人眼里的北方重工业城市：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在八角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中国城市发展的变迁史，同样也暗含着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路径：工业——商贸——互联网。其实将范围扩大到全球经济发展史中来看，这个路径同样是适用的。这种大背景对于崛起于传统工业时代的北方重工业城市来说，多少有点天时不予。即便它们一直在想办法从时代变迁的失落中走出来，可在工商业轻资产和互联网模式大行其道的三十年中，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重新踏入时代浪潮的合适契机。好在宏观经济学上，有一个最重要的词，叫做周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时代的光正在重新回到“工业”之上，属于制造业的契机，或许已经来了。

制造业外迁潮背后的时代机遇这两年国内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制造业外迁。不少企业纷纷关闭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跑到越南和印度开工厂。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总共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有计划地帮助日本和西德进行经济重建。日本靠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订单原地复活，西德则靠“马歇尔计划”重建工业。第二次在20世纪的60-80年代，主要源于远洋集装箱货轮和洲际喷气式航班的诞生，解决长途运输的时间和成本问题，大型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到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捧出了当年的亚洲四小龙。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的90年代。高速发展三十年的港台日韩劳动力的成本大幅上涨，于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开始大规模迁入中国。

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无可规避，这几年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开始往外迁，迁到上一次没能抢过我们的东南亚去。说实话，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制造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本身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产业转移有可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空心化”。美国就是一个严重“空心化”的国家，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疫情期间，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连口罩和防护服都没办法自给自足，只能依赖进口。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峰值达到32.45%，随后出现了波动中的趋势性下降，2019年降至27.17%，2020年为26.2%。

“十三五”规划中，还有一项是“重点培育服务业”。到了“十四五”规划，已经变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而对于中国来说，想要在这个阶段保持住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避免走向“空心化”，比较实际三个方法，就是：一，降本；二，增效；三，产业升级。而传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则可以同时达成这三个目的。事实也确实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根据数据，2014-2018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未来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也将超过12%。同时间段的融资额年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