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徐英瑾：人工智能为何需要哲学？( 二 )

对于这一点批评，我的意见是：虽然作为英美分析哲学研究者，我本人有时候对海氏晦涩的表述方式也感到抓狂，但在我能够看懂他的论述的限度内，我并不怀疑海氏哲学肯定说出了一些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事情。换言之，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将海氏哲学思想“翻译”得清楚一点，他的洞见就更容易被经验科学领域内的工作者所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德瑞福斯先生在重新表述海氏哲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乃是吾辈相关“翻译”工作的重要思想伴侣。
那么，到底该怎么来做这种“翻译”呢？下面我就来举一个例子。概而言之，海氏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关心的是“存在者” ，而不是“存在”本身。而他自己的新哲学要重新揭露这被遗忘的“存在” 。我承认这是海氏的“哲学黑话” ，不经解释的确不知所云。但它们并非在原则上不可被说清楚。所谓“存在者” ，就是能够在语言表征中被清楚地对象化的东西。比如，命题、真值、主体、客体，都是这样的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难以在语言表征中被对象化，比如你在使用一个隐喻的时候所依赖的某种模糊的背景知识。你能够像列举你的十根手指一样，将开某个玩笑时的背景知识都说清楚吗？在背景知识与非背景知识之间，你能够找到清楚的界限吗？而传统人工智能的麻烦就在这里。人类真实的智能活动都会依赖这些说不清楚的背景知识，而程序员呢，他们不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就编写不了程序。这就构成了人类的现象学体验与机器编写的机械论预设之间的巨大张力。
有人会说：机器何必要理睬人的现象学体验？人工智能又不是克隆人，完全可以不理睬人是怎么感知世界的啊？对这个非常肤浅的质疑，如下应答就足够了：我们干吗要做人工智能？不就是为了给人类增加帮手吗？假设你需要造一个搬运机器人，帮助你搬家，那么，你难道不希望他能够听懂你的命令吗？——譬如如下命令：“哎，机器人阿杰啊，你把那个东西搬到这里来，再去那边把另外一个东西也拿过来。 ”——很显然，这个命令里包含了大量的方位代词，其具体含义必须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不指望机器人与你分享同样的语境意识呢？你怎么能够忍受你的机器人是处在另外一个时空尺度里的怪物呢？既然这样的机器人必须具有与人类似的语境意识，由海氏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现象学体验的某些基本结构，一定意义上不也正适用于真正的人工智能体吗？
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绝非是会在本书中出现的西方哲学大牛。别的大牛还包括胡塞尔（Edmund Husserl）、福多（Jerry Fodor）、塞尔（John Searle）、安斯康姆（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以及前面提到过的波洛克，还有国内学术界很少谈论的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但这些哲学家并不是本书的真正主角。本书的真正主角，毋宁说是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现实评估之问：当下的主流人工智能，算是通用人工智能吗？（我的答案是“非也” 。）
第二，伦理维度之问：研究通用人工智能，在伦理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的答案是“利大于弊” 。）
第三，路线图勾画之问：我们该如何逼近通用人工智能？（我对该问题的答案包含三个关键词：“小数据主义”“绿色人工智能”与“心智建模” 。）
从我预先给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看，读者应当看出，我是不可能赞成如下三条在当前媒体界与商界被反复鼓吹的意见的（但这三条意见彼此之间在逻辑上未必自洽）：